【本文取自本人2025年所作文章之节选】
Joachim在隐秘之间完成了“救赎”意义和语态的改变。或者用更具革命性的方式——也更符合这位中世纪“革命家”的方式——来表达，Joachim将犹太-基督教中原先“救赎”的内在逻辑彻底地转变了；并且在我看来最为重要的是，Joachim没有让世俗历史的推进力量归于上帝，而是将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归属于“精神人”。
Joachim表明了在“精神人”与敌基督的终极决战之后，一个平静的历史终点将会来临，这实际上很有可能是中世纪末世论哲学家中最具现代性的一点。因此，“救赎”不再是上帝来拯救人，而是人自己主动地拯救自己。因此，尽管Joachim作为虔诚的基督徒并不想抛弃神学因素，但实际上他的理论保有了这样一种被诠释的维度：即世俗的进步可以取代上帝的救赎。这里并不是可能性的“可能”，而是“可以”。在Lowith考察近现代历史哲学之时，他发现了许多历史哲学家都持有这种积极的进步意义，譬如马克思，又或是那种自启蒙时代以来的世俗观念：人类每进步一次，就是对上帝的天意否定一次。这种世俗的历史哲学不依赖于神恩，对世俗的肯定也不是由上帝来保证，而是人类自己肯定了世俗的意义。在这个层面上，原本基督教中的“救赎”从一种外在的、超越的神圣力量的介入，转向了内在的、历史性的人的实践。通过这种诠释，Joachim 将救赎嵌入人类自身的历史行动之中，借由世间“精神人”的奋斗与见证，人类得以推动历史走向属于沉思者的终极平静时代。尽管Joachim是一个神学家，但是，他似乎没有意识到在他的末世论中，救赎已不再是末日审判时由上帝降临所施予的恩典，而是人类在世俗历史中主动承担、不断建构的实践过程。
Joachim思想的革新性在于，它为后世打开了一条通道，使宗教的“救赎”逐渐与世俗的“进步”同一。中世纪的神学和末世论在Joachim这里被重新组织，他通过引入圣灵时代马上就要来临的紧迫观念【见启示录】，强调历史的推进需要依靠人类自身的觉悟与行动，而非对神恩的被动等待，这使得救赎的意义被重新解释为人类集体的自我救赎。由此，救赎史从超越性的神学框架中释放出来，转而成为一种人类历史的自我驱动逻辑。救赎的主体由上帝转为人类，而救赎的场所由神圣的天国转为世俗的历史。换言之，救赎不再是“彼岸的应许”，而是“此岸的进步”。
正是在这一转变中，Joachim奠定了后来世俗历史哲学对人类自主性的高度重视，进而他实际上用神学诠释了这样一个进步概念：人类不仅是历史的见证者，更是历史的创造者。救赎因而不再是一种静待的末世论概念，而是融入于不断展开的历史进程之中，成为了一个能动性的实践概念。或许，这正是为什么在Lowith看来，Joachim的思想不仅是对中世纪救赎史的重释，也是近代历史哲学最为深远的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