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刊于《自然辩证法通讯》2026年第10期：欧阳志.是什么促使了他们选择“愚蠢”——英国维多利亚地平论与科学之争的历史主义探究[J].自然辩证法通讯,2026,48(10):71-79.DOI:10.15994/j.1000-0763.2026.10.009.】
【本转载仅为弥补因刊载字数限制无法论述的内容，仅作学业交流所用，相关原文请前往《自然辩证法通讯》查看。原文标题为“是什么促使了他们选择“愚蠢”——英国维多利亚地平论与科学之争的历史主义探究”】
引 言
人们对伪科学的态度是否存在着一种简化叙事？在今天讨论地平论之时，人们往往把宗教因素置于地平论者信念结构的核心位置。但这类叙事实际上简化了地平论的成因——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他们相信地球是平的？是因为宗教吗？是因为这些人选择了“愚蠢”吗？当尝试回答此类问题时，大众再次习惯性地简化答案，进而将他们看作狂热信徒、欠缺科学教育的人。
但是，当回望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那时的地平论者呈现出了与上述刻板印象截然不同的特征：在他们的运动中，广泛存在着经验主义的实证热忱，这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它的广泛传播。维多利亚地平论很有可能是近代以来影响力最大的伪科学理论：在时间上，从19世纪40年代开始持续到19世纪末；在空间上，英国全岛都难逃其影响；在社会上，地平论者与学术界发生了直接冲突，以至于各类英国的学界精英都不得不给予这次运动一次特别关注。
这场运动在1870年达到顶峰。在这年的3月初，地平论者向科学界发起了挑战，双方进行了一场旨在验证地球形状的实验。这场实验的重点在于，双方都认可了实验的设计、准备，甚至双方也都认可了最终得出的观察结果。但是，基于这一共同认可的结果，双方却得出了截然相反的结论——科学人士声称地球是球形的，而地平论者却用同样的结果推出了地球是平的。这意味着，这场冲突不仅是简单的地球形状的争辩，它更揭示了一个现状：在科学解释中，哪怕在设计、准备、操作、甚至结果都完全相同的情况下，仍可能促使非科学人士得出与科学共同体截然不同的结论。因此，与其将这场争论仅视为英国历史的一个趣闻，更恰当的做法是将其视为科学民主化发展中的独特案例。
因此，对维多利亚地平论进行探究将是必要的。通过揭示地平论信念的复杂结构，不仅有助于阐释伪科学的形成机制，更为重要的是，在维多利亚时代这样一个科学刚开始体制化的重要时期，这一研究能探清科学民主化诉求的早期形成。并且这一研究也将惠及当今，在当今世界范围内广泛存在着把“专家”看作是“砖家”的反精英主义，各类“民科”、“民哲”层出不穷，人们习惯性地把这种民粹口号看作是欠缺教育的结果。但在探究维多利亚地平论中，能发现其成因远非如此简单。因此，透过维多利亚地平论这一独特的历史棱镜，能进一步厘清科学共同体与大众之间的矛盾冲突，进而可以更好地服务于今天的科学哲学研究。
一、地球亦或地平：维多利亚时代英国大众的地理观
维多利亚时代的民众对于地球的认知究竟是什么？人们在探讨科学史时，往往集中探讨学术精英与社会精英的观念，但事实是，这些走在时代前沿的人并不能代表一个时代的普遍观念，尤其是在探讨科学社会学的议题时。如果这些时代的弄潮儿足以反映一个时代的普遍世界观，那么针对布鲁诺的审判将从未发生过。因此，为了解答维多利亚地平论的兴起究竟是否是民众欠缺科学教育导致的，相对于研究当时地理学的发展这一路径来说，对当时英国大众的地理观进行探究才是真正必要的。
1、机构的公共教育与科学普及
1845年3月25日，在一个宁静祥和的苏格兰小镇耶德堡（Jedburgh），一场有关地球形状的讲座在当地的力学学院（Mechanics’ Institute）召开，站在讲台上的是一个声称自己叫做布莱德（Blood）的人。《凯尔索纪事报》的记者勾勒了当时的大致样貌：布莱德“以浅显易懂的方式阐述了……相关原理，即使天文学初学者也能轻松理解”。[1]很明显，这位讲师并没有讲授那些艰深复杂的知识，而是以简化方式传播天文学观念。布莱德解释了经纬度与赤道直径的计算，最后他声称“…地球的赤道直径比其极轴长26½ 英里，从而地球实际上是扁形的球体”。[1]
布莱德有关地球形状的推论逻辑和结论完全正确。不过即使如此，他的结论仍不是惊为天人的发现，而是在欧洲学界早就广为人知的知识。1736年，法国皇家科学院向秘鲁和拉普兰派出了两支科考队，归功于科考队的研究，法国人正式确证了地球的具体形状。[2]因此在18世纪中叶，欧洲学界已知晓地球是一个两极略扁、赤道略鼓的不规则球体。也就是说，在布莱德这次讲座的一百年前，学界早就确定了地球的形状，所以他的这次演讲并非是学术报告会，而是一个面向大众的科普讲座，由此便不难理解为什么布莱德采取了简化的方式讲授课程。并且，这也能从他讲座的具体地点得到充足的证明：力学学院。尽管在名字上呈现出某种学术特征，但实际上力学学院是一个科普性质的知识传播机构。[3]
类似这样面向公众的科学讲座，在当时并非少见的事，而这要正要归功于力学学院的建立。自从1817年第一所力学学院在伦敦成立之后，[4]这类机构就在不列颠岛上遍地开花，从南边繁华的港口城市普利茅斯到最北边苏格兰的小城瑟索都有着它的踪影。在随后的三十多年里，这类机构以极快的速度辐射到各地，以至于在布莱德所在的耶德堡这样一座至今人口都不足4000人的小城[5]都有着它的一席之地。至少在1851年，“在大不列颠和爱尔兰已经拥有了超过700家‘文学与力学学院’”。[6]而且力学学院的面向对象以一线工人为主，考虑到这一点，足以见得当时英国社会对大众教育的重视程度之高。
不过还有一个问题仍未解决：这类机构究竟教什么？虽然力学学院的广泛建立推动了知识的普及，但假使都是就业导向的技术知识的话，那么仍然难以说明这类机构能提高大众的基本科学素养。这个问题可以从力学学院的课程设置中得到很好的回答，尽管这类机构的设立是为了提高大众的教育水平，但它的课程并非局限于实用性知识。与此相反，“总的来说：课程是科学性的；更加的‘纯粹’（pure）而非‘实用’（applied）……我们有证据表明，在绝大多数力学学院的早期课程中，自然科学占据了主导地位”。[6]并且天文学家们对知识普及也持积极态度，1847 年，彼时格拉斯哥的天文学教授约翰·尼科尔（John Nichol）做了一次天文学科普讲座，“《谢菲尔德·爱丽丝报》报道了尼科尔在力学学院所作的讲座，称其为‘有史以来最成功的讲座之一’”。[7]除了社会精英，英国政府也在积极推动科学普及。1851年，英国举办了世界上第一届万国博览会。这次展览持续了近半年的时间，吸引了总计六百万人。在当时，出于展现慷慨和慈善精神的缘故，许多公司都专门为工人提供经济补助、以及为这些工人们安排了额外的假期去参展，（[4]，pp.150-151）这也就意味着工人们既有钱又有闲去参观。展会还专门分划出“分类X”陈列各类仪器，这其中就包括了测地仪器，譬如经纬仪。（[4]，p.124）随着各地工人纷至沓来，这无疑对科学知识的普及大有裨益。
2、新闻报刊中的地理视野
对维多利亚时期的大众来说，科学知识的获取途径并不局限在科普机构与公共教育中，这时期的出版业发展也使得人们能够在报刊阅读中知天下事。那么大众究竟是否有识读能力与经济能力阅读报刊就成了接下来要解决的问题。1838年，曼切斯特统计学学会发表了工人教育水平的详尽报告，整合后得下表。
表1 英国泛工业区工人阶级识字人数及识字率统计（[8]，pp.11, vi, xii）
| 工人总数 | 能读能写 | 仅能读 | 能读总人数 | 识字率 | |
| 伯里 | 14322 | 3909 | 4579 | 8588 | 0.59 |
| 阿什顿 | 17937 | 4723 | 4334 | 9057 | 0.50 |
| 杜金菲尔德 | 8146 | 2380 | 2112 | 4492 | 0.55 |
| 斯特利布里奇 | 15799 | 4484 | 4188 | 8672 | 0.54 |
| 工人总数 | 可读与可写的总人数 | 识字率 | |||
| 曼切斯特 | 128232 | 60185 | 0.46 | ||
| 索尔福德 | 40991 | 21853 | 0.53 | ||
由表1可知，除曼切斯特外，其他工业区的工人识字率都达到了50%以上。同年对郊区城镇潘德尔顿也展开了逐户调查，结果表明，9542个居民中能流畅阅读的人数为5354人，[9]也达到了半数以上。考虑到这两次调查的对象为工人群体与郊区居民，其数据对大众具有较强的代表性。此外，一项最新研究的结果与当年这两次调查呈现相吻合的特征，该研究表明在1872年，英国识字率大致为64.2%。[10]这个数据能从19世纪中叶的其他研究中获得一定的佐证：1848年8月，伦敦统计学学会公布了一篇论文，在对伦敦圣乔治东区（这是维多利亚时期伦敦臭名昭著的贫民区之一，这里充斥着从英国各地赶来的人群，该区治安较差、这里居民的教育水平普遍较低，著名的“开膛手杰克”悬案就在临近几条街的Whitechapel发生。）的调查中发现，在1954个家庭里，拥有严肃类书籍的数量为1323，各类书籍总计近一万四千册。（[11]，p.217）此处需注意，所有的调查对象都是下层平民家庭，因此这一统计结果是非常惊人的，这表明彼时的英国普通人不仅有能力阅读，他们的阅读热情也非常高涨。这也意味着前面的研究较准确地反映了英国大众的实际阅读情况，因此英国大众的识字率在50%-60%间是可信度较高的。与此同时，在19世纪60年代，欧洲各主要国家开展了识字率的全国普查，数据如下：意大利22.2%，西班牙24.8%，爱尔兰41.3%，比利时55.4%，法国55.7%，普鲁士86.3%，而葡萄牙在1900年方才达到26.6%。[10]由此见得，当时英国大众的阅读能力在欧洲主要国家中排在前列。
除书籍外，大众也乐于阅读新闻，而这离不开当时英国的政策。“1836年，出版印花税的价格从四便士下降到了一便士”；（[12]，p.48）随后“《报纸印花税法案》于1853年8月4日获得准许……准允了报纸免费刊登四页广告或新闻附刊”；（[13]，p.66）其后又经《1855报纸法案》，印花税被彻底废除。[14]成本的下降也间接使得出售费用下降，当时“那些流行的期刊，例如《劳埃德周报》……由于1855年印花税的废除，它的售价仅为一个便士了”。（[12]，p.48）而1851年普通非农业劳动者的年均收入为44.83英镑，（[15]，p.474）因此人们完全能负担得起此种开销。并且人们确实把钱花在了报刊阅读上，在印花税下降的12年后，在对伦敦贫民区的调查中发现，在1260个家庭中，“仅有29家是不读报纸的”。（[11]，p.216）
这一现象正好利于科学的普及，因为当时的新闻从业者对科学也拥有着兴趣。在《伯明翰每日公报》1863年3月19日刊中，该刊就详细报道了一场有关地球的学术会议。[16]正由于媒体对科学的关注，彼时英国民众可从报道中了解科学的最新动向，譬如1857年的一场科学争论就在英国引起了轰动。这一年的11月，雅克·巴比内（Jacques Babinet）在法国科学院宣称要重新测量地球，因为他认为地球模型仍需修正，[17]当时有多家英国报刊在当月就迅速跟进报道了此事。[18]-[22]正如媒体追踪的热点所反映的那样，英国人对地球的探索热情仍在持续。但这种热情是出于渴望更精确地看待我们脚下的世界，而非是质疑地球的基本形状。甚至在刻板印象中反科学的宗教群体也认同天文学基本结论，当时的《基督教新闻》就写道：“如果天文学证明了什么的话，它就证明了我们的地球并非是物理宇宙的中心。它甚至并非我们太阳系的中心”。[23]这类来自信徒的观点并不罕见，他们甚至主动向报刊投稿反驳地平论。一名牧师特雷沙姆·格雷格（Tresham Gregg）就在报纸上公开了自己和地平论者的一次争论。格雷格写道，他曾试过去会面当时的一名地平论者，不过，在格雷格和当地牧师沟通之后，他们一致认为“完全不值得浪费精力”在这名地平论者身上。[24]此类针对地平论的埋怨不仅出现在受过良好教育的牧师身上，平信徒们也同样对此感到反感。一个化名经纬仪的信徒在报刊来信中争辩说，“圣经没有说地球是一个平面圆盘，也没有说它是其他任何平面的形状……因此相信地球在每一部分都是圆的（或环形的）并不违背圣经的真理”。[25]随着反对地平论的声音不断增强，这些新教徒决心在行动中说明科学与圣经圆融无碍。1870年1月18日，都柏林新教工人协会举办了一场天文学讲座，演讲牧师随后在报纸上公开声明“这次讲座证明了所有的精确科学，包括牛顿与哥白尼的宇宙学、或者说天文学体系，都有其恰当的源头在圣经中”。[26]虽然信徒保卫科学是一个奇怪的现象，但有理由相信多数信徒并不持有地平论的观念。
综上，在对英国大众（包括宗教信仰者）的考察中，可以发现，维多利亚时期的民众既非欠缺基本科学教育的人，也非盲目的信徒。有充足的理由认为，当时的多数民众对地球的认知和今天的人们并无太大差距；即使存在客观原因导致的差距，也不可能是地平论这类信念。至此能够肯定，对大多数英国人而言，“地球是球形的”早已被接纳为一个事实了。
二、信仰亦或实证：维多利亚地平论的依据
英国大众的地理观是符合科学的，这一点通过上述考察已得到了说明，甚至信徒也支持科学结论。因此“愚昧大众是地平论兴起的依据”这个刻板印象的论点不成立。那么维多利亚地平论的依据究竟是什么？难道他们就是那些少数的宗教狂热者吗？事实可能远非如此简单。
在19世纪的英国，一场新的地平论运动再次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为这次运动打响第一枪的是一个化名为“视差”（Parallax）的人，他在往后的数十年里很好地隐藏了自己的身份。直至他逝世后，在他追随者所写的文章中，人们才确证了“视差”的真实姓名塞缪尔·罗泊瑟姆（Samuel B. Rowbotham，为避免交叉使用造成的混乱，下文统一使用“视差”）。“视差”很早便展现出了对地平论的热忱。1838年，22岁的他正在一个欧文主义社区里当书记员。某天他在社区内做了一次并不成功的地平论演讲，这让他不久之后就被赶出了这个地方。（[41]，P.97）不过这次挫折并没有打倒他，在1849年1月15日，特洛布里奇再次出现了他的身影，他给当地市民做了一次题为“泽特天文学”（Zetetic Astronomy）的地平论讲座；同年，他出版了一本与之前演讲同名的册子。但这些行为并未掀起波澜，甚至这年的12月，他在演讲时还因为答不上观众的提问而匆匆逃离会场。直至1850年，在他于利物浦力学学院举办了两场讲座之后，方才第一次引起了轰动，在这之前虽然他也在传播地平学说，“却没有得到报刊出版社丝毫的关注”。（[27]，p.2）在讲座中他宣告，他已在苏格兰海岸进行了实验并证明了地球是平的。尽管当场就有许多反对意见，但据记载“所有反驳都被他非常满意地回应了”。[28]这两场讲座仅仅是他漫长计划的开始，至少在1850年，他已让自己以“视差”这个名字变得举世闻名。[29]归功于频繁出没于各地进行演讲，“视差”招揽了一些追随者，其中最为重要的两位为约翰·汉普登（John Hampden）与威廉·卡朋特（William Carpenter）。这两位追随者随后点燃了向英国学界开战的导火索，并在英国掀起了层层波澜，以至于从大众到学界都卷入了这场席卷半个世纪的风波。
而这一切都围绕着“视差”所创立的泽特天文学开始。
作为“视差”常用的演讲标题，“泽特天文学”在当时的英国成为了一个媒体热词。在1865年版的《泽特天文学》中，“视差”对这个词做了词源的分析，他声称“‘泽特（zetetic）’这个词取自希腊语动词‘zeteo’，意为仅通过探寻（Inquiry）来寻查（search）或考察（examine）”。（[40]，p.3）而这种探寻在他看来就是实验，实验也因此构成了《泽特天文学》全书的总基调。这部书共出版了三个不同的版本，分别为1849年版、1865年版与1873年版。1849年版仅为十几页的小册子；1865年版则被他扩写为两百余页的书籍，而1873年版是在此基础上的进一步修正与扩写。在这之后，在1881年有过一次再版，但内容与1873年版完全相同。
在1865年版的《泽特天文学》中，“视差”首次用图画展示了在今日地平论中仍颇为流行的太阳系模型：地球是一个平面的圆盘，人们所认知的南极实际上是一堵环绕着这个地平圆盘的高大冰墙；而太阳则围绕着这个地平圆盘作持续的圆周运动。（见图1）同时，他认为环球航行也不能证明地球是个球体，因为在一个圆盘的边缘绕一周航行依然能回到原点。（见图2）
图1 “视差”所画的地平太阳模型图。
图2 “视差”为证明在平面上依然可复现环球航行所作的示意图
他的很多论点都很荒谬，但此处需关注并非是“视差”的论点，而是他与他的追随者的理论依据——究竟是什么驱使了这些人得出并相信了这种地平学说。是因为愚蠢或宗教信仰吗？亦或是为了哗众取宠？事情的经过似乎没有这么简单，在“视差”追随者的煽风点火之下，他们的地平论运动在其高潮阶段逐渐展现了这其中的复杂性。
1870年的第一天，一位自称约翰·汉普登（John Hampden）的人发布了一则挑战宣言，据《贝德福德时报与独立报》的转载，声明如下：“本人愿意在相同条件下押上50到500英镑，并向英国所有的哲学家、神学家和科学教授们发出挑战：请他们从圣经、理性或事实出发，证明世界是球形的并且是正在旋转的”。[30]数天之后，他宣称已找到了一名来自伦敦皇家地理学会的挑战者：“华莱士先生……他接受了双方各出500英镑的条件”。[31]阿尔弗雷德·华莱士（Alfred Wallace）与达尔文共同发现了自然选择理论，故而他在当时的英国极富盛名。但由于久居象牙塔、不谙世事，他不了解社会中的金融陷阱，这使得他陷入了麻烦，他回忆道：“……我完全不知道那些困扰无知投资者的无数圈套和陷阱，而且不幸的是，有两三个人无意间把我带入了这些麻烦”。（[32]，p.361）正在这时，他看见了汉普登的公告，而这笔赌金正是他所需的。于是华莱士决定以身入局，他的科学背景让他相信可以安排一次完美的实验，进而彻底击败地平论。
不出意料，华莱士在实验中胜利了。华莱士的名声使得这场实验引起了媒体的注意，报社们收到了源源不断的文章，其中大多数都批评了地平论者们的荒谬。人们把这场实验看作是“愚蠢的”；[33]还有人使用诸如“经纬仪”之类的笔名嘲弄地平论者；[34]有人认为这次实验很好地证明了科学权威的胜利；[35]有些文章呼吁人们“不应该被一个地平理论家误导”，而是应该相信“一个地理学会的行家能手”；[36]还有一些人指出“这个事件应该得到公众的广泛关注，因为每当一位看似有说服力的演讲者……攻击科学公认的结论时，他自己总会多少受到一些伤害”。[37]
尽管这些文章观点多样，但几乎都围绕着一个核心点：实验。维多利亚地平论运动在此展现了截然不同的一个特征，那就是他们非常重视实验。与今天的地平论者相比，这是一个非常不同的关注点，尽管今天的地平论者也试图用实验证明些什么，但他们终究还是回归到了阴谋论或宗教的怀抱：要么是科研机构欺骗了大众，要么就是圣经表明地球是平的。[38]对比之下，维多利亚地平论者们显得更为“科学”：他们非常明确地把实验放在了核心位置。在深刻影响地平论的书籍《泽特天文学》于1849年出版时，它近乎就是一本实验手册。[39]而这距离华莱士和汉普登1870年的争论是二十一年前的事情，这说明他们对实验的追求并不是突发奇想的，而是在伊始就把实验置于核心地位。1865年再版时，“视差”把它扩写成了两百余页的“专著”，在其中他记载了每一项实验在哪个地方、什么时间、以什么为参照物、数据是什么等多重内容。
对“视差”来说，实验是一条真理之路，“通过设置实验，得出明显且不可拒绝的事实”。（[40]，p.3）他认为如此得出的结论“将远比那些凭空构建的理论或体系……要更加地一致且令人满意”，（[40]，p.3）也因此，宗教在他的主张里远远不如实证，“实际上，地平论远远不是挥舞着圣经……罗泊瑟姆更加专注于‘科学的’证据”。（[41]，p.147）也正因为对实证的追求，他把他的理论命名为“泽特天文学”，据他的解释：“‘泽特（zetetic）’被视为与‘空谈的（theoretic）’相反，空谈的就是一些想象的，理所当然的东西；而‘泽特’，就是意为可见事实的、非假设的”。[42]在他的叙事中，他并不意在建构抽象理论，而是在实验中寻找世界的可靠图像，且这些实验“……并不是为了证实任何现存理论，而是为了从头揭示伟大的普遍性和首要真理”。（[43]，P.56）足以见得，尽管是错误的方向，但这些地平论者们对经验的热忱到了令人咋舌的地步，正如他们所声称的：“对那些因习惯与偏见而顽固地依赖错误与虚假的人，我们反对和他们进行纯粹的口头辩论”。[44]对他们而言，这是一次效仿培根对各类假相的反抗。
汉普登继承了“视差”的实验热情，于是，正如前文提及的，他计划在一次公开实验中击败学术界。虽然最终华莱士被宣告胜利，但汉普登的实验热情并没有就此消减，他渴望用其他实验说明华莱士是错的。于是他委托了和这次实验无关的人进行了另外三场实验，第一场实验以一艘小船为观测对象，从运河的一端望向运河的另一端；第二次使用了一块白布，这块布被挂在一扇闸门上，观察者从运河另一端进行观察；按照类似的方法，第三次实验在夜晚中使用点亮的灯进行。[45]在三次实验中，观察者都声称能够看见观察对象——但“如果地球是周长为25000英里的球体的话……第一英里处就会有8英寸的落差”，（[39]，p.3）而实验所在运河的长度为6英里，就应有7米的弧面下降，但据当时媒体的报道，所有实验参与者都以自己的名声保证，他们没有看到任何有关河流弯曲的证据，最终只能确定这条河是平的。[46]
尽管这些实验者以名誉担保，但实际上他们并没有得到太多认可。人们认为这些实验者轻率且鲁莽，[47]且推测表明这些实验是在汉普登刻意操纵下进行的。但是，这仍然彰显出了非常重要的一点，即汉普登始终希望在实验层面击败华莱士，这和他们一直以来的主张保持一致。因此，尽管有人认为“汉普登先生可能是一个虔诚的神学家，但却是一个糟糕的天文学家”，[48]但通过这些实验，足以彰显出他们并不是旁人眼中的宗教“疯子”；[49]相反，在他们的理论中，无论是为了给自己立论亦或击败别人，他们都是以实验为依据。因此，维多利亚地平论的特征远比表面复杂，那种认为地平论者都是愚昧怪人的简化叙事是不成立的，这类叙事使得人们把伪科学看作是一种愚昧论点，进而在伪科学里广泛存在的把“专家”当作“砖家”的言论也就得不到科学家的重视。在今天，甚至在这种言论已经影响了普通大众的背景下，人们反而受制于这类简化叙事、把这些人看作是愚昧之人，进而致使人们忽略了科学共同体与科学民主化诉求（尽管是一种极端的形式）之间的复杂冲突。
三、知识伪装术：地平论的碎片化知识策略
在华莱士与汉普登的那场臭名昭著的实验中，透露了地平论者们的一个策略：他们在有意地重构知识，将原本的科学概念拆解、替换，此外还用零散的正确信息来支撑自己的论点，使其理论看起来似乎合理。正是在这样的策略下，上述提及的那次理想的实验机会出现了。
华莱士与汉普登的这次实验在老贝德福德运河（Old Bedford Canal）进行。这条河上横跨着两座桥，分别是老贝德福德桥和韦尔尼桥，它们之间的“……直线长度有6英里”，[50]这是一个足以观察到曲面特征的距离。双方分别任命了两名裁判：华莱士最终邀请了医生马丁·库尔彻（Martin Coulcher），汉普登则指定了一名印刷工威廉·卡朋特（William Carpenter）。[51]实验于1870年3月5日正式开始，实验的装备按如下设置：
“韦尔尼桥的铁栏杆比运河水面高13英尺3英寸，而距其约6英里外的老贝德福德桥……我在这座桥上固定了一块白布……布的中间有一条粗黑色布条（C）……在两座桥的河流中心点，我竖起一根长杆，长杆上有两个红色圆盘：上方圆盘（B）的高度与黑色布条（C）及望远镜（A）视线相同”。（[32]，pp.365-366）
图3 地平模型下汉普登、卡朋特预测的观察视线测试图
图4 地球模型下华莱士预测的观察视线侧视图
在如此设置的情况下，有两种情况，（1）如果地球是平的，那么处在同一高度的望远镜A、圆盘B、布条C就会形成一条直线，那么观察视线应如图3所示；（2）而华莱士则预计，观察结果会如图4所示，也就是说由于地球表面存在着曲率，这些同一高度的标记实际上并不是“同一高度”的。
最终，观察的情况符合华莱士的预测，也就是说这段河流确实存在曲率。但事情没有就此结束。裁判卡朋特在观察后激动地表示这是“‘一条完美的直线’”，（[32]，p.368）他解释道：“在望远镜中，这些观测点看起来在各方面都等距排列……首先是远处的桥梁，其次是中央的（圆盘）标志，最后是代表观测点的（望远镜上的）水平十字线”。[53]又基于近大远小的透视效应，卡朋特由此指出，这种各观测点“等距排列”的现象，实际上意味着这段河流是平的；因为他认为，如果地球存在曲率的话，由于近大远小，在望远镜中就不可能出现这些观测点之间间隔相等的现象。因此，卡朋特宣布胜利者应是汉普登。[52]
华莱士惊呆了。华莱士声称，望远镜十字线的含义完全不是观测点，它代表的是“相对于望远镜而言的任意远处物体的真实水平线”。（[32]，p.368）华莱士的观点是正确的，但卡朋特仍固执己见。最终，这次实验不得不交给《乡野》杂志的编辑来做决断，在编辑查看描述后，他宣告华莱士获得了胜利。[53]但汉普登拒绝接受这一结果，他声称裁判有偏见、指责华莱士是个骗子。[54]在华莱士看来，这次试验已经移除了实验方法的错误，基于此应能进行客观判断。在某种程度上华莱士没错，地平论者并没有否认这次实验的观察图像。真正重要的是，他们基于这一观察图像，得出了完全不同的结论。这件事甚至引来了《自然》杂志的评论：“尽管卡彭特先生和汉普登先生承认用望远镜看到的图是正确的……但这些先生们却冷静地宣称了自己的胜利”。[55]但他们究竟是否是因为愚蠢而这样做的？恐怕并非如此。在实验报告中，卡朋特专门列出了一个“定义”的部分，他写道“当术语‘水平’被使用时，应在普通的力学意义上来理解，而不是像天文学家那样视其为一条与地心等距的曲线”。[53]在测地学中，水平并非严格的直线，而是一条与地心等距的曲线，即顺着地球曲率延伸的弧线。因此，测地学意义上的水平实际上是弯曲的。地平论者明确拒绝这种科学用法，坚持将水平理解为平直的，并以此作为其论证的前提。但他们明确地知道测地学中水平的含义，却刻意地扭转这一含义为自己的论证服务。
类似特征早在“视差”那里便展现了出来。虽然他更加地专注于“科学的”证据，但这些证据却只是“……从科学与其他来源中拣选出一些似乎和传统理论相矛盾的只言片语”。（[41]，p.147）1868年，“视差”曾在约克举办过一系列讲座。当时的观众里有着一位叫做梅杰·布雷舍尔（Major Bresher）的牧师，他感叹道：“许多听众被他的慷慨陈词所感染，进而成为了他理论的信徒”。（[56]，p.4）出于捍卫科学的需求，这位牧师设法获得了一本“视差”的书。他发现“视差”的一个论点难以反驳。“视差”指出，在当时的标准参考书《世界灯塔的描述与列表》中，有超过20座灯塔的描述出现了错误，在特定距离上，这些灯塔本不应该被看见的，但实际上却能被观察到。更重要的是，布雷舍尔发现“视差”的引用数据都是准确的，没有任何的歪曲或隐瞒，“即使对大气折射进行充分的修正，也无法解决这一问题”。（[41]，p.154）布雷舍尔用夸张的说法来表达他的无言以对：“这是‘视差’做出的一个可怕的（monstrous）断言…… 单单一个例子……就完全摧毁了地球球体的学说”。（[56]，p.118）但布雷舍尔再次指出了一点：“我仔细翻阅了提到的那本书（《世界灯塔》），在这2000多个案例中……这少数案例究竟证明了什么？……这仅仅证明了在某些区域，地球的曲率不如其他地方那么大”。（[56]，p.117）
这实际上指出了维多利亚地平论运动中的一个特点，就是他们仅寻找一些特例，以这些少数特例组成零散的证据来抨击科学。但实际上这些特例也依然可以得到科学解释，譬如地球并非一个完美球体，有些地方的曲率就是比其他地区小，而这一点早在18世纪就得到证明了。[2]并且英国人也在科普中宣传了这一点。[1]只是“视差”刻意挑选部分科学知识为自己的论证服务，这个灯塔悖论正是一个鲜明的例子。尽管我们不能说“视差”给出的证据是错误的，但他确实有意挑选了这些正确的证据，进而得出了他错误的结论。
四、“我能成为下一个哥白尼！”
1864年10月，“视差”在普利茅斯举办了一系列地平论讲座。天文学家理查德·普罗克特（Richard Proctor）此时也在普利茅斯，于是他决定去会一会这位臭名昭著的地平论者。普罗克特提到，“在一座拥有着许多航海者的城镇，他的讲座并没有像人们看到他在内陆城镇那样成功。但即便如此……当‘视差’发起公开讨论时，许多深信地球是球体的海军军官却无法驳倒他那些狡猾的论点”。（[57]，p.281）尽管这些海军军官无法被说服，但在场的普通人似乎在认知上产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对此，普罗克特回忆道：“许多普利茅斯的居民……离开时……带着一种感觉离开了，这种感觉……曾被表达过：‘现代天文学中一些最重要的结论受到了严重的削弱’”。（[57]，p.283）普罗克特认为这种现象是由于科学知识的简化导致的，而这要归咎于当时的科学书籍：“如果我们的天文学书籍在提到地球曲率的影响时，能够谨慎地说明测量员、水手以及建造灯塔的人是如何将大气折射的修正作用考虑在内的，并且说明这些效应早已被人们知道会随着空气的温度和气压而变化，那么这一错误就本可以避免”。（[57]，p.283）
但恐怕普罗克特的想法不可能实现了。早在三年前，在格林尼治这座代表着英国天文学发展高峰的城市，当地的《格林尼治自治市自由报》就为这位反抗天文学的“视差”戴上了王冠：“难道我们可以肯定不会出现比牛顿更伟大的人吗？不，我们会等待这一刻”。[58]不光嗅觉敏锐的媒体，普罗克特也注意到了这一点，这些地平论拥趸并非是仅以怪异观念博取关注的家伙，在他们的理论里存在着反精英主义的叙事：“如果有一个新理论要取代现在所接受的理论，那么为什么不是‘他’成为那位新的哥白尼呢？”（[57]，p.270）这一担忧并非是空无来由的，这些地平论者有意简化科学发展史，以期强化他们“人人皆可成为哥白尼”的反精英叙事。“视差”写道：“种种理论本就是不确定的模型。在很大程度上，它们依赖于一个时代的心情和反复无常。有时这个时代偏爱一个理论，有时又偏爱另一个理论”。（[59]，p.12）“视差”通过引用哥白尼的一段话，企图证明在科学巨人看来，天文学本身就是个服务于论证的假设：“地球运动的假设什么都不是，这只不过是一个假设而已，这个假设的价值仅在于它能够解释现象，而不是用来衡量绝对的真理或谬误”。（[40]，p.4）地平论者将这些话视为证据，认为哥白尼的理论也不过是一个无关真假的假设。普罗克特无奈感叹：“如果科学教科书写得更仔细，而且只有真正熟悉所讨论主题的人来撰写，情况本可以更好”。（[57]，p.278）到此处，可以发现普罗克特数次提到科学教科书的写作不够严谨，这或许并非是他的主观感受。随着印花税的废除，涌现了大量廉价出版物，（[13]，p.59）这些出版物以简要方式介绍科学发展，（[43]，p.93）虽然这推动了科学的普及，但也无疑推动了科学的简化。以这种方式，知识在传播中被迅速地重构，科学史被简化成几个明星人物的传承，一位科学家被另一位替代，一种理论又被下一种推翻。这种叙事削弱了公众科学信任的基础。地平论者们的实践也成为了这类反精英叙事的催化剂，汉普登就曾在大街上分发手册、诉诸于阶级利益（class interest）对公众号召，“‘数一数纳尔逊柱基座上的狮子’和‘确定你脚下地球的形状’一样容易”。（[43]，p.92）
维多利亚时代的地平论者之所以能够自信地将他们的理论呈现为科学，是因为他们有效地利用了科学史，制造出“每个人都能成为哥白尼”的观念。基于这一点，他们将对科学的抨击包装成合理的怀疑，以此为自己争取地位。由此，科学不再被视为由专业共同体建构的结果，而是可以被随意解读的假设。非正统理论，如地平论，也就不再是谬误；相反，它被诠释为被官方科学打压的民间科学为自己争取合法性的一次勇敢尝试。
结 语
随着“视差”在1884年的去世，这场持续了近半个世纪的地平论运动也逐渐落下了帷幕。威廉·卡朋特则在1880年左右移民美国，并试图将这次运动的成果推向大洋彼岸，但他在美国的行动从未具有犹如在英国时的影响力，他多数时间都以印刷工为业，他和妻子在巴尔的摩度过了余生。而约翰·汉普登，据华莱士的回忆，他“在经历了十五年的斗争之后仍坚守阵地……”直到1891年逝世，汉普登终其一生都在进行着理想中的科学斗争。
尽管地平论者们曾迎来了自己的高光时刻，但科学中终究不会有诡辩者的位置。不过不可否认的是，在维多利亚地平论信念的多层结构中，包括对实证的追求、认知平等的愿望，以及对精英主义的反抗。故而简单的“愚蠢”一词是无法解答其内在的复杂性的。这次运动实际上也反映了19世纪以来大众对科学民主化的迫切渴求。回望今天，反精英叙事早已成为了广泛流行的观念之一：在自然科学方面，进化论、万有引力在“民科”中每天都在被“推翻”；在人文学科方面，“伪史论”、“民哲”等更是在自媒体领域混淆视听。而通过对维多利亚地平论这个独特的案例进行研究，我们无疑能从中一窥今日这些极端反精英叙事的复杂结构，进而避免那种一概而论的简化叙事，从而更加客观地看待大众与科学共同体之间不可避免的矛盾与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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